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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来西亚导演陈翠梅的新片《野蛮人入侵》8月10日上映，这部混杂着动作片元素和女性身份认知主题的奇异“混血儿”，曾在两年前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获评委会大奖，延迟两年的公映不仅没让它“哑火”，从电影节的有限放映扩展到更大的观众群，导演和作品一起激发了更热烈的讨论。
陈翠梅拍完前一部长片《无夏之年》时，她自己都没想到下一部长片将要相隔11年。2010年，《无夏之年》在中国内地多场点映后，她成为极被看好的华语世界女性导演，迁居北京，加入贾樟柯的工作室，起初作为贾的副导演参与他的新片，结果那部电影没拍成。她北漂三年，写完一个剧本，拍了些短片，因为难以忍受北方冬天的气候，又搬去泰国北部的清迈，和阿彼察邦导演做了邻居。之后两年，她断断续续地写作，拍短片，学泰拳，直到生小孩这件事颠覆了她的日常节奏。
生孩子之前，按照今天时髦的表达，陈翠梅的心态很“佛”，不着急，慢慢来。在拍摄和写作之间，她的感情倾向后者。回想当初拍起电影，是因为参加作家论坛时，前辈们吐苦水：“马来西亚的华文写作默默无闻，而马来西亚的华文电影加了字幕就通过电影节走向世界了。”她用很低的成本拍出《爱情征服一切》和《无夏之年》，从鹿特丹到釜山，拿了一连串的奖，体会到“华文电影加了字幕走向世界”的滋味，不觉得因陋就简的小成本电影辛苦，更多享受着玩乐冒险的趣味。
她不掩饰自己“玩心很重”，不受束缚，在38岁成为母亲之前，不会有意识地思考“女性身份”，她此前的经历让她错觉能凌驾于性别差异，以至于说出“女导演得到了行业红利”这句引发公愤的偏颇之语。甚至在怀孕时，她对育儿常识所知甚少，在知道胎儿的性别后，想入非非：“男孩胆子大，爱冒险，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孩能和我玩到一起。”她确实生了个“胆子大、爱冒险、天不怕地不怕”的小男孩，但想象中母子疯玩的场景没有出现，精力过剩且充满破坏力的人类雄性幼儿，成为入侵的“野蛮人”，把她的生活切割得支离破碎，玩乐是没有的，写作和拍片更是化为泡影。
陈翠梅生完孩子的第一个月，以为可以重新开始写剧本，但她的思维和肉身都像是损耗以后转不动的陈旧机器，不听使唤。孩子三个月大的时候，她自暴自弃，不再设想“恢复工作”。此后的两三年间，她带着孩子周转于不同的电影节，承担评委或大师班的工作，外表从容忙碌，私下痛苦不堪：写作和拍摄都搁浅了，片场似乎成为回不去的地方。甚至连很密切的朋友都未必能留意到她孤立无援的状态。她在上海的一位作家朋友看完《野蛮人入侵》，恍然大悟：“其实上一次在上海电影节期间见到你的时候，你是带着两岁的儿子哦，当时他在酒店房间里满地乱爬，像不听指挥的扫地机器人。原来那时的你像李圆满一样焦头烂额啊。”
阿加莎·克里斯蒂在自传里写过一段话，大意是人们对人生的认知是有限的，就像拿着分剧本打印稿的演员，一开始只知道自己的台词，随着演出进展，会听到更多的剧情，直到最后和别人一起上台谢幕。所以，作家写道：“一个人参与到自己原本不知情的某些事里，是人生最吸引人的因素之一。”这也构成了陈翠梅创作的特点，她的电影和她的生命经验同频，她不刻意去拍试图取悦所有人的“观念正确”的电影，诚实地在作品中暴露她的认知局限和变化。
陈翠梅没有在《野蛮人入侵》里想象“女性情谊”“女性成长”的理想之境，女主角李圆满所处的环境里，她的挣扎和自救都是孤独的，这在一定程度上，是陈翠梅遭遇的行业环境，真实且沮丧，她曾不以为意，认为“假小子”可以克服一切，直到母亲的身份和母职负担让她无法回避与性别捆绑着的“自我构建”。
李圆满因为育儿焦头烂额，事业折戟沉沙，她的全部人生重启的契机是一次动作片的拍摄，一部低配版的《谍影重重》让这个迷茫的女演员找回自己。《野蛮人入侵》戏仿了经典谍战片《谍影重重》，也收罗整合了香港动作片创造的影像记忆，而陈翠梅真正的野心表现在独特的切入视角：她极有想象力和创造性地注意到，“身为人母”的世俗负担和天马行空动作片之间存在着一个匪夷所思的交点，即，强烈的身体性。身体是动作片的支点，也是一个女人从身份坍塌的废墟中找回自我意志的支点。
陈翠梅很坦诚，要扮演“打女”的同时自导自演，时常顾此失彼，于是在电影里大部分和动作戏相关的段落，武术指导和整个拍摄团队分担了导演的职能，而她专注于表演。这就不奇怪，在《野蛮人入侵》里，演员身份的陈翠梅比作为导演的陈翠梅更吸引人。不是专业演员更不是“打女”的她，用笨拙但坚实的表演质地，在视听中展开了女性身体存现的光辉：起初是木僵的母亲的身体，后来是职业的女演员的身体，最后是自由呼吸的“一个女人”的身体。她在戏里戏外双重意义地实现虚构对现实的拯救：一个女人重新主宰自己的身体，因此找回自我意志。